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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真大儒但生不逢时

2020-02-15 18:28:44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,真大儒,但生不逢时

瞿鸿禨是最后一代拜相的科举儒臣,可以说生不逢时。他在庚子后入值军机,面临的任务等于是阶级自杀:废除科举,推行新政,办理立宪。他和岑春煊结成联盟,反对庆亲王和袁世凯。

从儒家的传统观念看,瞿鸿禨代表清流,袁世凯代表浊流。因为前者是翰林出身,珍爱儒家价值观;后者不是两榜正途,喜欢以利禄驱使豪杰。

在反腐方面,瞿鸿禨比较积极。袁世凯则更重视实际办事能力,多多少少认为消极的操守不是最重要的。但从改革的积极性和可行性方面考虑,袁世凯比他更有感。

1906年的官制改革使双方短兵相接。瞿鸿禨知道旧制度已经不可能保全,但仍然希望在变法中多少保留一些遗产,例如用经济特科取代科举,在保留军机处的基础上推行内阁制。袁世凯的官制改革计划比他彻底得多,准备干脆取消军机处和科举,拥戴庆亲王为内阁总理大臣,实行彻底的内阁负责制。

京师百官震动,对袁世凯群起而攻之,迫使他狼狈不堪地返回天津任所。军机处改组后,瞿鸿禨权倾朝野,但好景不长。丁未政潮(1907年)迫使瞿鸿禨辞官还乡,永远退出了政坛。

这次事件的真实原因至今难以确定,慈禧太后提出的正式理由是:瞿鸿禨向《》泄露机密,企图利用国际舆论实现驱逐庆亲王的目标。民间的谣言则认为:袁世凯派他的党羽蔡乃煌伪造了瞿鸿禨-岑春煊私通康有为的材料,欺骗了太后。庆亲王-袁世凯集团暂时胜利,但慈禧太后一死,也被摄政王赶走。双方的改革方案同时落空,内阁在武昌起义后才得以成立,那时已经为时太晚。

瞿鸿禨隐居长沙,颇有士大夫的风骨,闭门作诗,修身养性,拒绝一切政治事务,跟袁世凯“钓翁眼底小王侯”的所谓隐居形成鲜明对比,说明清流与浊流的说法并不是儒生的自吹自擂。

辛亥革命后,他不食周栗,流亡到“首阳山”(上海租界)。湖南军对他极为不满,借口筹饷,夺走了他的积蓄。此事的不公正在于:他在晚清是比较清廉的人,反对民国完全出于“忠臣不事二主”的个人操守,并不是反对共和主义理念;袁世凯集团大多不如他清廉,投靠民国完全是机会主义行径,根本不是热爱共和国的原则。

民国当局收买机会主义者,惩罚清高之士,玷污了自己的原则。许多遗老反感民国,其实主要是反对机会主义。郑孝胥就说共和国是美事,符合尧舜三代的宗旨,但大清的臣子既然已经蒙恩食禄,就不能对不起大清。真正的士大夫永远不会忘记他不是普通老百姓,要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,瞿鸿禨就是这种真正的士大夫。

袁世凯把他的隐居解释为留念君主制,以为洪宪复辟就能让他满意,卑辞厚礼请他出山,却遭到拒绝,因为“事二夫(士大夫对待君主犹如女子对待丈夫)”比投靠民国更可耻,投靠民国或许还真是因为偏爱共和国的缘故,投靠新皇帝就说明你什么原则都没有:如果你爱君主制,为什么要背弃施恩于你的大清?如果你爱共和国,为什么要投靠袁皇帝?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,还能勉强解释成共和国天下为公;自己做皇帝,那就变成欺骗孤儿寡妇的奸臣和欺骗国民的国贼了。黎元洪、徐世昌等人都在大清做过官,可以根据前一种理由投靠民国;但如果第二次倒戈,就没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了。袁世凯一称帝,就等于宣布他的臣子都是可耻的机会主义者,同时得罪了新派和旧派,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。

法统重光以后,黎元洪大总统佩服瞿鸿禨的节操,再次请他出山

。他仍然拒绝,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观。这位隐士的晚年生活非常简朴和节制,令人难以想象他曾经身居相位。他以作诗和育儿为乐,身后只留下大量的藏书,结果产生了大学者瞿同祖。在遗老们看来,他和袁世凯的生平证明了他们的观念或偏见:无论多么美好的事业,都经不住投机分子的玷污。英国人热爱君主,美国人热爱共和国,都是美好和正当的,但中国的革命一次又一次解放了投机分子,毁灭了正人君子,使得任何主义本身的优劣都变得不太重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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